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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的列支敦士登君主国及其市场繁荣之道

关键词:   发布时间:2019-09-14 08:00:01

导读

☄ 列支敦士登王室运营着一家名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基金会欧洲中心的经济学智库,而且每年他们都会举办被称为“促进奥派经济学弗农·史密斯奖”的论文大赛。(本文是作者于2017年7月在马耳他举行的Corax研讨会上所做的演讲。)


列支敦士登的自由繁荣之道

——自决权和市场化治理

❦演讲者 / 安德烈斯·科尔·马丁内斯

Andreas Kohl Martinez 

译:RADL 校:禅心云起


在我们开始讲座之前,请先举手展示一下:在座各位中,有多少人曾被告知,你的自由理念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可其实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有多少人曾被称作乌托邦式的空想家?好,看来在座大多数人都遭遇过。


乌托邦和现实之间

那么,我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观念,并让大家知道你们是不折不扣的务实者。毕竟“乌托邦”这个词是源于希腊语的“乌(Ou)”和“托邦(Topos)”。“乌”意味着“没有”,而“托邦”的意思是“地方”。所以乌托邦的字面含义就是“虚无之地”。换句话说,那些将我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的人相信,我们的主张在真实世界中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实现。


我要向大家讲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至上论的根本支柱——自我所有权和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在那里有着几乎绝对的、最大化的个人自由。那里不存在国家强迫,事实上,正如我稍后将要论述的,那里也许根本就没有国家。


但有些事我不会去做:我不会试图说服你们搬到那儿去住。事实上,我甚至要奉劝在座大部分人不要尝试。这个地方太小,当地文化对外国人过于猜疑。坦率讲,那里容不下这么庞大的自由事业,可供我们自由至上论者大举出逃。事实上,我要做的是,告诉各位此地如何变得这么自由,这一自由实际呈现出何等面貌,因为自由至上论者的观念中常会遇到一个缺憾:假如人类忽然摆脱了国家,事态将会怎样?然后我想分享一些观点: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话语做出哪些策略性的改变,好让我们所在的各国和这个奇幻之地——列支敦士登君主国更为相近。


首先,我要先推荐三本绝妙好书,它们塑造了我的政治观念并成为本次演讲的主要灵感来源。第一本书,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是汉斯-亚当二世亲王殿下《第三千禧年的国家》,第二本书是汉斯-赫尔曼·霍普的《民主:失败的上帝》,第三本书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尽管这三本书看问题的视角颇有不同,但它们一致指向了单个核心论点:国家并非神圣实体;我们有自行决定自己政治归属的个人权利;和其他行业一样,政府(治理)服务供应者受那些关于竞争、垄断和人类行为的基本经济规律制约。


汉斯-亚当二世亲王在他的著作开篇头几页中阐明的宗旨,也恰恰是我本次演讲的目的:


“我在本书中要阐明充分理由,即为什么传统垄断公司式国家不仅是性价比差的低效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它存在得越久,对人类的危害也就越大。”


尽管我对米塞斯、罗斯巴德和霍普绝无半点不敬(我发自内心地珍视这三位伟大智者,从他们那里我受益良多),亲王以其独特魅力让我格外着迷之处还有:一位财产价值35亿美元的国家元首,一位实际权势超出普通人想象力的人,竟然说要废除国家垄断、建立基于退出权的政府(治理实体)间竞争。正因如此,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将着力阐述列支敦士登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以及这些理念得以实施的背景。


 列支敦士登政体

列支敦士登有38,000人口,面积为16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高。相比之下,摩纳哥有同等人口数量,面积却小了80倍。该君主国的人均GDP和平均工资都跻身于世界前列。但是,与人们普遍的认知相反,列支敦士登金融业只贡献了GDP的24%,从业人员仅占劳动力的16%;27%的GDP来自于非金融服务行业,8%为农业,37%为工业——列支敦士登是高度专业化及比较优势制造业的热门区位。著名的例子有:喜利得(HILTI),全球领先的电动机具制造商;义获嘉(Ivoclar),最大的牙科产品生产商之一—列支敦士登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假牙出口国;而大名鼎鼎的珠宝厂商施华洛世奇(Swarovski)在该国也有相当多的业务运营。


列支敦士登是欧洲仅存的几个君主制仍在发挥功能的国家之一,王室通过主权君主——当前在位的是汉斯-亚当二世亲王——几乎拥有完全的统治权。与大多数君主制国家不同,它的世袭王权并不是在君主过世后才传给王储,而是提早一些进行,以便继位者能在王位上向父王学习。目前的摄政是阿洛伊斯王储,他正在有效地治理着王国,尽管他的父王仍有权干涉并否决他。


虽然王室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列支敦士登也是民主政体。如汉斯-亚当二世亲王所述:


我等王室相信列支敦士登君主制是人民和王室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必须是自愿的,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该君主国议会有25个席位,目前有10席属于“进步公民党”(FBP)。该党是唯一明确支持王室的政党,和王室关系也最为密切。基督教会和保守爱国联盟8席,独立党4席,自由名单(相当于“绿党”)3席。


在实践中,王室和议会权力上大致旗鼓相当。王室其实对议会还享有极少行使过的否决权或解散权,因而在权力上稍占优势。


这些都存在于直接民主的背景下,王室和议会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公来解决。只要获得1000人签名支持,就可以发起全民公;如果涉及到修改宪法,则需要1500人签名。


亲王实际上可以否决全民公,以下两种情形除外:第一是罢黜亲王的公,在此情况下王室必须选择一位新的亲王;第二种公是废除整个王室并废除君主制。如果人民发起这两种形式的公投之一,则亲王的否决权失效。


列支敦士登有11个自治区,通常被称作村镇或社区,其人口在400到6,000之间。这些社区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可以通过很多自身的法律,并自行征税(为方便参考,全国所得税是1.2%,但如果算上地方所得税,平均税率大约为17.8%)。


下面才是真正有意思的部分: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直接民主制度。有超过5%的合格选民签名,就可以发起本社区的公投。自从2003年宪改后,各社区都有了脱离君主国的权利。即使只有280名选民的小镇普兰肯,在经投票认可后都可以退出。


所有这些都是亲王殿下本人发起的。他亲自走访列支敦士登各条街道,收集签名以进行修宪公投。顺便说一下,也正是2003宪改将前面提到的罢黜亲王及王室的权利交给了人民。这就是他对自由的信念,事实上是他努力说服完全受其统治的人民去把握他们自己的权利、争取更大的自由。用亲王的话说:


“国家对待它的公民应该像企业对待它的顾客一样。为此,国家也需要竞争。因而我们支持地方自决权,以终止国家在其领域上的垄断。”


实际上,你可能会大吃一惊:他最初提议的不仅是村镇地方的自决权,甚至是个人及其私有财产的自治!这记载在《列支敦士登的自由与繁荣》一文中,作者是安德鲁·杨,发表于2010年《自由至上研究期刊》。我强烈建议阅读这整篇文章。


君主为何自行放弃权力

在这一点上,在座有些人可能会百思不得其解,暗想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毕竟,一位国家元首何故会自愿放弃这么大的权力,事实上他要努力克服许多困难来放弃权力。在《第三千禧年的国家》中,汉斯-亚当亲王解释道:


“当然,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断言,一个统治王国好几个世纪的家族不可能赞成废除国家。作为回应,我要指出一点,列支敦士登诸代亲王并未因履行国家元首的职责而向国家或纳税人收取报酬。与其他君主制国家不同,我们君主政体的开支是以亲王或王室私有基金支付的。”


就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一回应说明了故事的全部原委,让列支敦士登取得如今进步的还有其他因素。我稍后再详加叙述,先让我跟大家分享这则来源于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剪报。


这篇文章写于列支敦士登宪改后不久。在这次宪改中,容我提醒大家,亲王试图给予每个个人以退出权而未能实现,但他成功地给予每个村镇地方退出权,并让人民有权罢黜他和他的家族。他同时恰好也稍稍提升了他在法官选举上的影响力。而BBC的反应就体现在文章副标题:“列支敦士登人民投票使他们的亲王再次成为绝对君主。”


对于退出权和罢黜君主权只字未提。BBC彻头彻尾地撒谎,声称汉斯-亚当亲王“再次成为绝对君主”,而事实完全相反。今天这次演讲应当是积极的,我来此是为了鼓舞大家,但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好让各位认清我们面临的处境。


你也许会想:汉斯-亚当亲王谈到废除国家,但是在列支敦士登不是仍然有税收、限速、警察这些“国家主义”事物吗?


的确如此,但国家其实不是由这些事物来定义的。请允许我在“政府”和“国家”之间做出区分。大多数人的确认为这两个词是同义的,但我认为,这些关于国家的语义对于我们的运动产生的阻碍,甚至要超过任何一名克林顿(美国前总统)家族成员。

 

政府(治理机构)是一个为其顾客提供“治理服务”的组织,其服务特别包括制定共同规则(立法)、执行规则(司法)和一般保护(防卫)等。然而国家却是一个自封的政府,要求法律上的区域垄断,所有居民必须成为其客户,并且通常系统性地以武力维持这一垄断,置财产权于不顾。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区别,正如领导人与暴君之间的区别。【注:Government一词除了有我们所熟知的“政府”含义之外,还可以理解为“治理”的名词形式。】


其实我更愿意将“治理机构”解释为任何一种领导层级,包括在公司或家庭中的那种层极。今天除列支敦士登以外的国民政府都是国家,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实际上是“治理机构”(或有治理力),就好像我们能看到非洲的一些国家,完全不提供具有任何连贯性的司法和防卫。换言之,尽管这两个概念经常重叠,但并非一定如此:可能存在毫无治理力的国家,或无需国家而有治理力,还有在国家当中的治理力。


与之同理,一个人可能会在暴政中发现领导力,或发现没有暴政的领导力,当然还可能有毫无领导力的暴政。

 

如汉斯-亚当亲王所言:

 

“国家必须成为一家参与和平竞争的服务公司,而不是一家让客户要么以最高昂的代价忍受糟糕的服务、要么只能移居别国,除此外别无选择的垄断者。”


事实上,列支敦士登是当代唯一以非暴力政治形式实行领导的范例。王室向人民提供了他们压根没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而获得了他们的爱戴和忠诚。

 

治理机构的垄断和竞争

现在你也许会有疑问,如果列支敦士登真的没有国家(state),怎么会只有一家政府(government)?为什么没有好几家政府相互竞争?


要理解个中缘由,其根本要领在于区分事实垄断和法律垄断。在事实垄断的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出现竞争者,是因为没有对竞争者的需求或实际用途。竞争者进入的阻碍是社会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而不是法律的和监管的。法律垄断是靠武力胁迫来实施的垄断,人们需要竞争者,但他们面临着既存供应者的“合法”迫害。


换言之,在事实垄断的情况下,始终都有潜在竞争来约束这一垄断状态,只不过是由于当前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无论性价都十分出色,以致于没有竞争者能觅得胜出的机会。

 

另外要提一下,关于政府,其服务质量并不完全是有形或客观的。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通常被看做是一种国家身份的表达,从而要考虑高度情感化的因素。因此我认为,协助增强爱国心也应被视为政府提供的且为之展开竞争的一部分服务。


可能有人会表示反对,既然我说过退出权是在地方一级而非个人层面,那么列支敦士登还算是真正没有国家的政府吗?答案颇具争议性。尽管我不及细想会给出否定回答——如果地方政府不认可个人退出权的话,它的身份基本上就是国家。但如果深入想想,这是不是有点太迂腐了?


我亲身访谈过很多列支敦士登人,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想要将个人退出付诸实践——如果他们有权这样做的话。


试着想象一下个人退出,那会是举步维艰的噩梦。邻居们可以轻易地将你封锁在你自己的产权范围之内,你会被困在没人愿意与你合作的各主权国家之间,做一个孤家寡人。


所以让我们现实一点。如果我们有个人退出权并想要付诸实践,至少需要说服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以及日常交往的人。在列支敦士登,这差不多就对应着村镇。所以我认为从实际角度看,这就相当于每个人都有退出权了。


对此问题做一总结,退出必须要考虑到“治理”行业的经济规模,以及通过政府表现出的国民身份这一社会文化内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


“本来,只要有可能,就应该给任何人以这种自决权。这一点行不通,只是因为出于强制性的管理技术上的考虑,国家对一片地区的管辖必须是统一规划的,所以,把自决权限制在地区居民多数人的意愿上是必要的,而这个地区应大到足以在地区行政管理方面构成一个统一的地区。”

 

不管怎样,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将个人退出权作为理想而奋斗,而汉斯-亚当亲王也深知这一点,只是他认为这有待在遥远的未来实现。


破解主流定义下的民主

回到当下,再来谈谈民主,但不是常见的那个主流定义下的民主——对此霍普教授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中予以巧妙揭穿。我要谈的民主,我命名为“米塞斯-列支敦士登传统下的民主”。

 

这种形式的民主并不是指治理形态。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民主可以是君主政体、神权政体,或任何其它政体,只要它是经过治下人民同意并授权的,正如列支敦士登的情况一样。


实际上,一个民主政府不一定有民主的合法性,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如今大多数代议制政府都是如此,他们定期与民众协商该选谁来掌权,而不会讨论是否该继续实行这种代议制民主制度。


相反,这些国家依赖于神圣合法性,假定一个国度应维持地理疆界和政治制度不变,其他次要问题才归民主决定,是神意使然。


有人把神圣合法性称为所谓“民族自决”。当心这个语义陷阱,因为其含义并非是我前面讲到的个人自决权。民族自决的意思是指由历史定义的国家有假定的权利决定其边界并吞并其它领土——只要该国认为该领土上的人民属于本民族。俄罗斯无疑是这种所谓“民族自决”的最臭名昭著者。


正如汉斯-亚当亲王所写道:

 

“民主和自决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要么相信国家是神圣实体,人民须效忠于它,其疆界不容置疑;要么相信民主的原则——国家是为了服务人民,而由人民创建的。


如果一个人认可民主原则,那么他就无法否认自决权。很多国家试图将民主和自决分开,但他们从未成功地提出可信的论证。” 

 

好消息是,从国际层面来说,大多数人已经基本接受了这一概念。让我用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设想美国进行一场决定吞并加拿大的全民公投,全世界其他人会认为这合乎民主原则吗?我看不会。


即使加拿大全部人口受邀与美国全部人口一起进行公投,大多数人也不会承认这一公投结果是民主的范例。仅当加拿大人,且只有加拿大人,举行这一公投时,我们才认为这是民主的实践。


坏消息是,大多数人还未能将此原则一以贯之,拓展到国内层面。否则的话,他们就必将认识到:只有得到大多数德克萨斯人认可,美国政府才在德克萨斯具有合法性;只有得到大多数奥斯汀人认可,德州政府才在奥斯汀具有合法性;依此类推,直到个人层面。


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这些自由至上论者难道不是真正的民主派?无政资难道不是民主的终极表达?那些为国家神圣权利辩护的国家主义者,难道不是真正的反民主派?


有人也许会以维护国民团结为由,坚持主张既存国家的神圣性是有合法理由的,但实际适得其反。米塞斯指出,自决权“是防止革命和国内外战争的唯一切实有效的途径”。


以70年代末瑞士的伯尔尼州为例,当时在讲法语的天主教少数族裔和讲德语的新教多数族裔之间发生了冲突。


法语族裔希望分离或者并入法国,冲突升级成暴力和爆炸事件。后来瑞士政府允许每个法语社区决定是留在伯尔尼州,还是加入新成立的州,瑞士最新的州——汝拉州就这样产生了。然而,还是有很多讲法语的人选择留在伯尔尼州(至今它仍是一个双语州),另外一些人则观望了几年,待汝拉州在社会经济上取得成功后才加入。


靠这种做法,瑞士避免了领土丧失,并及时平息了冲突,没让形势演变得更为血腥。这说明,即使是有限地执行自决原则,也能取得了不起的成果。这实际上促进而不是削弱了国民团结。事实上,自决权带来的策略优势和谈判能力,相反还意想不到地促进了国民团结。


例如,假设列支敦士登人中有55%投票决定废除君主制。这时很可能还有几个村镇的多数居民仍忠于王室,且希望继续接受他们的领导。在此情况下,这些村镇就可以退出并在他们的新国家中恢复君主制。


知道这点,即使真的有55%的列支敦士登人想要废除君主制,出于维护国民团结的考虑,他们很可能也不会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默默进行的谈判过程,其中人们对其投票的长期后果更了然于胸。


尽管适用于列支敦士登的不一定适用于马耳他,反之亦然,但自决原则允许对两国都有潜在益处的实验过程。


虽然今天的伦敦可能会有几个区选出伊斯兰沙利亚法政府,但若非移民流入中发生了国家支持的扭曲,这些情况本不太可能发生。在大致同种族的、边境封闭的列支敦士登,在其市场治理的自然秩序下,这种情况尤其不可能发生。


自决权还允许我们建立政府沙盒模型,就不同政府形式进行市场实验。今天有很多值得敬佩的尝试,例如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利伯兰自由地 (Liberland)、泰特斯·格贝尔的自由私有城市(Titus Gebel’s Free Private Cities),以及整个开拓者社区运动(Startup Societies)。然而,如果自决权不能得到认可,这些计划都前途未卜。


自决权的谈判过程,还使我们得以探索理想的、可欲的政府权力(往地方或地区一级)下放,一家全国政府始终需要与地方政府协商并且尊重其诉求,否则它们随时可能脱离。列支敦士登就很好地展示了这种高度的权力下放。


最后,正如列支敦士登体现的君主、议会、直接民主和地方自治结合,一家受自决原则约束的政府,将倾向于为其公民的政治行动或行动主义提供尽可能多的渠道,因为这会降低他们分离出去的意愿。你越是感到有办法改变这家政府的运转方式,要彻底废除或抛弃它的想法也就越淡薄。就个人经验来说,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列支敦士登,与监管者、议员或其他选举出来的官员见面,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他们随时准备见任何人,即使没提前多久预约,并且非常、非常地重视任何有益于国家的建议,不管是由谁提出。


顺便提一下,例如西班牙完全可以从以上一切借鉴到许多经验教训,也许加泰罗尼亚人在被保障退出权的情况下并不会真的退出,而是认真地与西班牙政府进行谈判。可惜,西班牙政府拒绝承认他们的自决权,并且表现得好像加泰罗尼亚完全不可以退出,甚至不值得努力去达成和解。


文化及时间偏好也很重要

汉斯-亚当亲王基本上指明了问题关键所在,他认为:

 

“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直接民主,终结国家在其领域上的垄断,在第三个千年当中,国家才能转变为服务于人民的服务性公司。看起来这是保证国家不被君主和寡头用来欺压和掠夺人民的唯一办法。如果说间接民主是无教化愚昧者的民主,那么直接民主和地方自决就是受教化开明者的民主。”


列支敦士登如此自由,是因为其教化水平高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它的自由不能完全归功于君主的智慧,这远远不够——只要人民彻底反对君主的意见。因素重叠关联、错综糅合,一部分出于对王室的高度信任和忠诚,另一部分出于王室仁慈英明领导的悠久历史。尊重和保守传统的意识是一个重要因素,再就是该国当中高度虔信宗教的人口。


但是我还要再加上一个较为独特的论点。你看,列支敦士登位于莱茵河畔,回顾历史,修建水坝之前,河水周期性泛滥,洪水淹没河谷并造成巨大损失。列支敦士登又座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常会遭到雪崩侵袭,造成灭顶之灾。这两大持续不断的事件,使列支敦士登人在需要高储蓄率的“毁坏—重建”循环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此外,直到晚近,列支敦士登都完全是一个以农业和山地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这里的土地不太肥沃,而山地放牧是一件非常艰苦、效率极低的差使。


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富有远见、充沛储备才能生存下来,我认为这造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渗透到文化中的低时间偏好。可能在座有些人不清楚什么是时间偏好。时间偏好是指一个人更喜欢现在财货甚于未来财货的程度。时间偏好高,意味着你喜欢短暂欢娱,哪怕将来会为此付出更大代价。而时间偏好低,通常意味着你宁愿现在多付出些代价,而获取长期(甚至可能是跨代)满足。


在社会中,低时间偏好更可能通向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风格的治理,而高时间偏好更青睐毁灭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财产公有及享乐主义。请允许我这样说,在我的旅行经历中,我从来没见过时间偏好比列支敦士登人还低的社会。


然而,正如我在一开始就说过的,我不认为各位应该或者能够移居列支敦士登。你们也许会以其它的方式与这个君主国有所往来。王室运营着一家名为ECAEF(奥地利经济学派基金会欧洲中心)的奥派经济学智库,而且每年他们都会举办被称为“促进奥派经济学弗农·史密斯奖”的论文大赛。在两年半之前,当我19岁时,有幸获得了比赛三等奖,今年你们可以在11月11日之前参赛。每年五月最后一周,他们还会在列支敦士登举办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地利学派成员)研讨会,我将非常乐意和你们在那里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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