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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南下干部的三个代表性人物:顾准、焦裕禄、

关键词:   发布时间:2019-11-07 08:00:01


顾准:从山东南下的财经干部


顾准


顾准: 从山东南下的财经干部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


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代号为“青州支队”,如今广为人知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就是当时的“青州支队”队长。


顾准20岁参加中国共产党,30多岁担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作为南下干部,34岁的顾准就任青州总队队长,参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中共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


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中共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中共提供情报。


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


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


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被陈毅称作“倚马可待”之才和“人精”的顾准,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等职。


他还被许多经济学家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顾准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上海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重要基础。


当然,南下干部远离家乡,在异地攻坚,其中不少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地域差异都需要在当地进行艰难的磨合。


山东干部南下上海之初,不仅仅一些资本家、国民党留守人员看不起山东人,就连本地底层的一些小市民也称南下干部为“乡下人”、“土包子”,南下干部在接管这个城市的过程中是相当艰难的,他们要不断地面对各种抵触,逐渐融入,并且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最后被认可被信任。



山东南下干部的杰出代表——焦裕禄


行军中的焦裕禄:一九四七年秋,焦裕禄同志响应党的号召,随解放军南下,挺进河南。


在长途行军中,每个队员身上都背着背包、米袋、枪支等几十斤重的东西。头几天是白天行军,道路看得清,还好走些,由于国民党的飞机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扔炸弹,南下大队不得不改为夜间行军。


夜间行军看不清路,本班女同志王殿英几次掉进雪坑都被焦裕禄就出。在行军中,焦裕禄经常帮助体弱的同志背背包、扛行李,经常多背两三个人的背包,别人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些怕啥,人在困难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咱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说快板、唱歌剧的焦裕禄:焦裕禄有文化,能读书看报,人也机灵活泼。还是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一天,他被中队领导选中,参加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


《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一一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


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们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


二十多天后,《血泪仇》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演出结束后,当场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军,《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连续演了10多场,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


“顺口溜”出口成章的焦裕禄: 焦裕禄不但是文艺演出积极分子,自谦“大老粗”文人的他,平日里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


以此与大家共勉。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


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


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


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清正廉洁的焦裕禄: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


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


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连年灾害的兰考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


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待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


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闹翻身、搞土改的焦裕禄:1948年元月,焦裕禄随南下干部大队到达豫皖苏区尉氏县彭店区搞土地改革运动,彭店是大恶霸头子聂峦的老巢,以前也是国民党乡公所所在地,地主恶霸在这里散布了许多谣言,群众惶惶不定,忧心忡忡。焦裕禄为发动百姓、打开局面,认为必须首先和群众打成一片。


他住进全村最贫穷的刘庚申家里,把刘庚申的母亲当做亲妈一样对待,还经常给其他穷苦人家送粮食,问寒问暖。


有了群众基础,焦裕禄在周庄村召开斗争恶霸乔更戌、乔书合、朱德林的群众大会,人民群众群起响应,血泪控诉。


根据人民政府的判决,大恶霸朱德林等人被当场枪决。这些翻身解放的斗争场面深深地教育了贫苦群众,从此,周庄村的土改工作便顺利开展起来了。


会使枪、能打仗的焦裕禄:一次,十几个土匪在岗沟里聚会,商定在山川寺纠结,趁焦裕禄立足未稳给他个下马威。焦裕禄得知情况后让20多个民兵集中起来,布置完任务后便双手拎着两把盒子枪,抢先冲上了山川寺。


这时候山川寺庙堂里火光通明,庙堂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周围坐着8个土匪头目,他们一边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边在商量着事情,上了膛的枪摆在身边,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


焦裕禄一个箭步冲进去,趁土匪还在发愣,转眼之间就把桌上的枪收拢起来,然后两把盒子枪就对准了土匪。民兵们跟着冲进去,土匪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个被捆绑起来了。这次行动,让周围的群众见识了焦裕禄的果断与胆识,也让一贯横行无忌的土匪领略了这个共产党区队指导员的威风。


会使枪、能打仗的焦裕禄:1948年春天,国民党鄢陵县保安中队长洪启龙带领队伍袭扰彭店。


当时,焦裕禄正在吃饭。他把饭碗一推,说声“掩护群众转移,咱们作好准备,设法对付”,就直奔村口。


这时400多敌人已经到南门外了,双方相距不过几百米。边上的人说:“这么多敌人,咱只有几条烂杆子枪,咋能挡得住啊!”焦裕禄说“咱得保护群众和财产,跟敌人拼了也不能跑,要死咱先死,沉住气。


”焦裕禄指挥大家卧倒,等敌人靠近时一声令下:“打!”队员们一齐开火,敌人纷纷掉头逃窜。这次战斗群众没受一点损失,大家都称赞焦裕禄沉着机智有办法。


有人问:“老焦呀,敌人为啥那么听你指挥呢?”焦裕禄说:“事情到了危急关头,不得不演空城计。


咱穿的是便衣,群众穿的也是便衣,满坡黑压压的,咱就来个全民皆兵。枪声一响,大家一卧倒,保安团净是熊包,他们怕咱暗中包围。凭这就打发他们走了。”


山东南下干部的杰出代表——王泮亭


年轻时的王泮亭


王泮亭,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人,1947年担任村民兵队长,1949年参加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接管福建后先后担任宁洋县二区武委会主任、区中队队长、分区独立营连长、永安军分区参谋、省军区动员处参谋,后转业到地方。


智勇双全王泮亭:王泮亭回忆:“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大白天就公开袭击革命干部,前任一区区长就是遭土匪伏击牺牲的。


1958年8月初,我和李如明到宁洋县城关摸匪情,我们回来过河必须路过风雨桥。这是一种上面带房盖可以遮挡风雨的桥,桥有200多米,来往人很多。我上桥后有人告诉我,桥上埋伏土匪了。


但这时我们已经到了桥中间,两边都有土匪,前进后退都不可能了,躲不了也不能打,因为过路的群众很多。那天正好是逢墟(即北方所称的集市),杀猪人在河边漂洗猪肠,猪油漂在河里,引来成群的乌鸦和老鹰在空中盘旋,我急中生智,掏出驳壳枪,连发三枪,三只乌鸦应声落入河中。


这时,赶墟的群众和隐蔽的土匪都向桥上看,我高声喊道:想活的走开,想死的来看,这乌鸦就是你们的下场!乔装改扮的土匪正准备下手呢,见我弹无虚发,怕打起来占不到便宜,就纷纷散去。我们既保存了自己,又没有累及群众,平安回到机关。”


1950年10月5日,我剿匪部队主力二五三团一连加县中队两个排奔袭吴山村,因区里有内奸,等部队到了村口,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王泮亭回忆:“下午5点,大批部队撤离吴山村,我根据自己总结的经验,分析了土匪活动规律,决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在部队返回途中,我悄悄拉出一个排,钻进了路旁的山林隐蔽起来。


土匪果然上当,他们以为我们都回区里了,七八十里山路怎么也得走一夜,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再回来,绝没有想到,我连夜带小分队杀回了吴山村。


我的通讯员就是这个村的,有他带路,我们夜里直扑敌人住处,土匪还在梦中就都上了西天。我们两个班,加两个排长和几个通讯员,一共才30余人,干净利索把七八十个土匪全部消灭,匪首俞作民被我活捉。”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干部南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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